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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造像的书法密码
来源:本网 发布日期:2021-09-25 20:16:06 浏览:1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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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考据学、金石学兴起,访碑风气盛行。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、书画篆刻家黄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访碑活动家,他常常在荒烟宿莽间孜孜搜访残碑断碣,抚古追昔,往往还作纪游写生《访碑图》,与好友共赏,潇洒风雅,古意盎然。


他在《嵩洛访碑日记》中记载,嘉庆元年(1796)九、十月间在河南寻古访碑,看到龙门石窟古阳洞中《始平公造像》、《魏灵藏造像》、《杨大眼造像》、《孙秋生造像》,被端正方刚、质朴雄强的造像记书法深深吸引,遂拓诸遗世,“龙门四品”名声大著。


后来又增为十品,继至二十品,作为龙门造像记书法中的代表作,广被后人仰慕追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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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,经历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和北宋等朝,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。据统计,东、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、佛塔70余座,造像10万余尊,有纪年的造像记就近200铺,是魏碑书法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
康有为说:“魏碑无不佳者,虽穷乡儿女造像,而骨血峻宕,拙厚中皆有异态,构字亦紧密非常。”近代结集出版《龙门石窟造像全集》、《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选》等,收录广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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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像,就是匠师们用石、玉、木、金属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,运用圆雕、浮雕、透雕、平雕、线刻等工法,在这些石质等材料上创造出的各种气势雄伟、生动精美的石雕艺术。古代为生人、亡人或自己祈福,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间镌石成佛造像。


南北朝时期,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,特别北朝在佛即君主、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,开凿石窟、雕制造像风气大盛。


这些造像一般由武将文臣、贵族豪门,更多则是中层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资雕造,被安置、供奉在石窟、佛寺、塔庙等佛教建筑中,石质坚硬,千年不毁。在佛教当中,造像和写经、造寺、造塔等,同具种种功德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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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像形制大致可区分为单尊造像、造像塔、造像碑三种类型。造像碑的题材、造型风格与同时期的石窟接近,被认为是缩小的石窟,但其雕刻以高浮雕为主,雕琢更加精细。


《景明四面造像》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(501),高60厘米,宽56厘米,1953年出土于未央区查家寨。这个造像四面刻有莲花拱龛,龛内皆为一佛二菩萨,中间为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像,佛后刻背光,座下刻三个力士,两侧的菩萨立于力士头上,佛和菩萨皆身披通体法衣。拱龛两端刻有台柱、帷幔等雕饰,龛顶部及两边刻32个小佛坐像,下有56字铭文。


这些铭文就是造像记,指的就是各种宗教石窟、神龛等造像的制作留下来的记录文字。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,有的刻在碑的侧面或者碑的背面,还有刻在龛像附近。造像记的文字内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称、造像时间、造像者身份、造像者、为谁造像、造像题材、祈愿内容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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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是造像的人为国家、皇帝、父母祈福的宏愿,如《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记》:“大魏太和三年岁次戊午三月廿七日,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一躯,上为国王帝主父母师僧,一切法界众生,咸同斯福。”


《比丘惠荣造弥勒像记》,即写道:“比丘惠荣,仰为皇帝陛下、七世父母、所生父母,敬造弥勒像一区。”


有的则以四至六言骈偶组成的“颂”、“辞”形式,涉及造像的缘起、目的和意义,字数多的近千字,还有的字放大、镌刻面积也随之扩大。


杨大眼,北魏名将,奉命南伐,连拔五城,凯旋归朝时候,路经伊阙时发愿开龛,为孝文皇帝造像一躯,这就是著名的《杨大眼造像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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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大眼造像龛就位于古阳洞北壁第二层大龛东起第三龛,高253厘米,宽142厘米。造像记就在龛右侧,高126厘米,宽42厘米,盘龙首,长方座,正面刻五个小龛,圭形碑额上刻“邑子像”三字。所刻文字,刊石记功,歌颂杨大眼军功显赫的一生。


而古阳洞南壁的《孙秋生造像记》记载了孙秋生、刘起祖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,组织包括官居四品的职事官在内的二百人造像作愿,祈“国祚永隆,三宝弥显”,表示对北魏王朝的忠诚。


我们看造像记上,都刻有供养人的姓名。曾任官职者,题名前多会缀述其职;僧尼即冠以比丘、比丘尼、沙门、沙门统、沙弥、邑师、维那;平民背景的男女信众,则自称佛弟子、清信士、清信女、优婆塞或优婆夷等;若属邑义成员,即加冠邑主、邑子、邑老等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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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造像有的仅由一人出资雕造,有些则由数十、百人共同捐造。《东魏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》,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。


正面碑额刻佛像一旁四尊,上层雕刻二狮对舞及其他人物。中层园林屋宇,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躯,最下层刻高23厘米、宽19厘米的造像记近九百言。碑趺长方形,四面刻各类人物。


碑阴额刻佛像,下刻竖27排、横16个的小佛龛共432个,每一佛龛旁刻题名一人,总共就有432人。


碑两侧镶刻莲花和忍冬精细纹饰,雕刻构造精细,图文并茂,形制特别巨大,堪称造像工艺的杰作,被定为造像碑之冠。


从造像题名看,地位最显赫的要算寺主镇东将军林虑太守赫连子悦,虽然碑阴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赞的题名,其余的将军、菩萨主、都维那、光明主、八关斋主,都是邑义五百人中的各个方面的代表和首领,应该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资者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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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碑的雕刻历时12年才完成。今人研究称,整个造像过程是由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社邑组织来完成。


从北魏初年起,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,叫做“义邑”,又叫邑义、邑会、法义,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团体,主要分布在云冈、龙门、天龙山等石窟一带。


这个组织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,而以信徒为主,组织的职能是筹集造像所耗费的资金,以及造像前后所需要举行的各种仪式。


后来逐渐发展,兼及于修建窟院、举行斋会、写经、诵经等佛事,它的首脑称为邑义主、法义主、邑主、邑长等,成员称为邑义、法义、邑子、邑人、邑徒等,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,称为邑师。


这样在造像的过程中形成寺院内外的组织,负责整个工程的具体事项和前后仪式的安排。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资者和足够的资金、有序的组织,这样就更方便实现了比丘、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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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始平公造像记》,全称《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》,就是由孟达撰文,朱义章书写,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(498)九月十四日刻于龙门古阳洞北壁。


而景明三年(502)五月造讫的《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》,则由孟广达撰文,萧显庆书写,但邑子题名只刻出139人,加上碑额和发愿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。


经查证,其中题名有数人就参与了龙门其他邑社的造像过程中。可以得出,以孙秋生、刘起祖为首的义邑,是当地开龛造像比较成熟而有名气的一个组织。


就这样的一个组织,其中人员各司其职,各主其工,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艺术精品。但由于附着于造像的造像记文仅作记事之用,制作者又多是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、村俗,因而造像记的整体书法风格大多鄙拙粗陋,而一直不受重视,处于尘封状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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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康有为明确提出“魏体”、“魏碑”这样的概念,他说:“北碑莫盛于魏,莫备于魏”,“凡魏碑,随取一家,皆足成体,尽合诸家,则为具美。虽南碑之绵丽,齐碑之逋峭,隋碑之洞达,皆涵盖渟蓄,蕴于其中。故言魏碑,虽无南碑及齐、周、隋碑,亦无不可。”


晚清以来,人们学习的“北碑”主要是魏碑,就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十年年间书刻的“魏体”,这其中就有这些造像记。其书风与书体,体现出当时特殊的时代和地域精神。


这一类北魏早期造像记的书法与当时南朝流行的二王书风截然不同,是北魏继承北方“五胡书道”传统的佳迹,反映出中国北方在长时期受外族控制下,文字隶变脚步较慢的实证。


“龙门二十品”之一《郑长猷造像记》,康有为盛赞称之为“上为分书之别子,下为真书之鼻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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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红记博士研究认为,北朝关中地区造像碑题记书体(造像记)在北魏时期形成的以“平画宽结”的“长安书体”和“斜画紧结”的“洛阳体”共同构成了“魏碑体”书法的两大主要特征。


长安书体,结体宽博,横平竖直,书风舒朗淳厚,简朴超逸,更具有民间性和普遍性,对西魏、北周的造像记书体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演进过程与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紧密相关。


从北魏早期的“以隶写楷”到“以楷写隶”,再到最后的规整、圆润、秀美的发展变化,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,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书法融合的表现,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为隋代书法的统一和唐代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
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肯定到:“古今之中,唯南碑与魏为可宗。可宗为何?曰有十美: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越,四曰点画峻厚,五曰意态奇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法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。是十美者,唯魏碑、南碑有之。”


造像记书法在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艺术地位,其价值应当被肯定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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